下的东方图书馆, 是印书馆历代学人苦心孤诣之作, 它的建立就是为了让学者们在乱世之中搜罗古籍、修复残卷。不过乱世时节世人心浮气躁，除了像杜教授和珍卿这种学者，有条件、有兴趣、有能力研究古籍的去借书, 东方图书馆长年都是门庭冷落。
该图书馆原来的总经理邹大成，是珍卿启明校长梁士茵先生知交，也是跟梁先生一样叱咤过风云的学界前辈。供职商事印书馆的彭寿曾叔叔曾说起过, 人称“学界八爪鱼”的邹先生在世时会挣钱, 东方图书馆再门庭冷落也能维持。可是邹大成先生一去, 书生葛馆长成了图书馆的顶梁柱，一个常年埋首故纸堆的学究, 哪有那么多筹集经费的把戏？图书馆经费多依赖商事印书馆的财政支出, 那点财政支出不够用了咋办？葛馆长只好顶着老脸到处卖惨求人。
其实这葛馆长真是一个有心人，他发现平京博物院移国宝南下后, 也有心将图书馆中珍贵古籍收存好, 最好能够分批放到妥当的地方储存。所以从两年前开始, 她就到商事印书馆本部申请经费, 但是一直未果, 后来到处求爷拜奶弄来一点钱。可每回弄来的钱一到东方图书馆, 经常是说没就没了，给他捐钱的人都怀疑他中饱私囊了。
怎么说呢，这其中涉及到古籍保护问题。东方图书馆各处搜罗来的经卷古籍，很多都是纸质松碎、风化发黄，稍一翻检整个书籍都会皲裂开，更别说随便堆叠起来长途运输。所以，葛馆长他们那些修复古籍的职业人士，商议的办法是先修复脆弱的经籍，免得搬移过程中造成不能恢复的损伤。所以葛馆长从外面筹集来的钱，几乎全用在修复古籍一项上，而且图书馆那些学究工作效率极低，成果小得让捐赠者想撞墙——当然，珍卿觉得这也可以理解，修复古籍是得像绣花一样，进一步猜想，他们大约觉得东洋人占不了海宁，做事也就急迫不起来。
而葛馆长痛苦地反思之后，觉得他们原来是本末倒置了，应将品相尚好的古籍先作简单修复，然后高效率地打包南移一部分，免得真遇乱子一并损失干净。他们调整工作策略之后，对于品相尚好的古籍简单修复加谨慎包装，需要的经费和人力并不比从前少啊。有心支持文化事业的阔人们，现在遇见葛馆长都害怕得想绕道啊，暗地说他是只进不出的貔貅，那么多经费不晓得花到哪去了。
珍卿和杜教授这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直是东方图书馆的终实用户，当然能体谅葛馆长一片苦心，但珍卿觉得他们工作方式有问题。而且他们的钱也都是有安排的。珍卿《我和我的祖父》的先期版税，捐这里用那里都已经花光了。这个葛馆长化缘的金额未免太大，真是不挣钱不知钱来得有多难，所以他们现在也不可能砸锅卖铁去满足他。
其实，珍卿和三哥已替葛馆长挪凑了一些钱，目前凑得不够多有点拿不出手，又怕拿太多叫人觉得他们是冤大头，以后没完没了的——最近颇有人觉得谢公馆就是冤大头——所以此番，便再次叫葛馆长失望而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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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礼拜开始在海宁国大上课，校领导们对珍卿客套周至不说，连从前在《新女性报》共事的钱缤，也作为中文系的教师和官员，一反常态方方面面给珍卿行方便，珍卿应该算适应了海大的教学，也要准备下礼拜到艺专上课了。
周末到了，珍卿在艺大开讲素描课之前，又去慕先生那继续请教如何给艺术生上课。到了中古文艺书馆，教学经验丰富的唐人礼师兄也在，便跟慕先生一块给珍卿传授经验。
讲了没有多大一会儿，慕江南先生给艺专打个电话，叫协助唐师兄处理教务还管慕先生杂事的朱书琴学姐过来，一通电话讲了老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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