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廿二年，1933年，七月下旬到八月初，大约两个礼拜的蒙古最后追逐战发生之际，王绍屏先是接见了韩国临时政府的三名代表李东寧、金九和李承晚，然后才和日本谈判特使币原喜重郎、佐佐木到一两人见上一面。但王绍屏没有给日本特使太多时间，这不是因为他特别敌视日本人，老实讲，在台湾成长的人，即便到了廿二世纪，对任何外国人，不单单是日本人，都很友善。原因很复杂，不是单纯什么崇洋媚外，而是台湾是个贸易岛，许多人无论直接、间接都会和外国人或外国商品打交道。这让台湾人很早就养成对外开放心胸。
至于态度友善，台湾人一直算是很有礼貌，和儒家文化一直没有在台湾消逝应该有很大的关係。和日本是否殖民过台湾则关联不大，如果你问问廿世纪年纪大一点的老人，他们常常会用台语批评日本人说：「有礼无体。」意思是看似很有礼貌了，但是却流于表面；当然也是批评日本人对于男女有别的礼俗并不遵守，总而言之，就是说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礼，没学到精髓。反观台湾人即便没有随时随地鞠躬哈腰，但对于帮助别人往往发乎真诚。
不过对于王绍屏来说，倒没那么复杂的原因，他单纯就是一个懒字在作祟。他应付一下韩国人，也是把他们丢给王宠惠和长辈团们去处理。更复杂地对日谈判，他就把这些旷日费时、錙銖必计的细节，通通授权给顾维钧和他前老丈人唐绍仪等人去负责。附带说明一下，顾维钧用的还是国府住国联代表的身分，他和王绍屏说好了，在国是会议完全成功，并且闭幕之后，他才会正式向南京提出辞呈。所以在此之前，当然要好好利用一下这个身分，和他前老丈人一起唱一下黑白脸，压榨一下日本人的剩馀价值。
结果，对日谈判才谈一个上午，还没涉及太多细节，就遇到有人来捣蛋！确定自己已经康復的伍朝枢、王正廷两人，在病房间着无聊，听到来探病的王宠惠提到顾维钧正和前丈人孤军和日本特使就战后赔偿进行谈判，三人一合计，决定也要一起凑热闹，一雪在南京被日本人戏耍的耻辱！王宠惠甚至把和韩国人见面的时间挪到明天。
很可惜的，三人的出场，除了一开始让币原喜重郎有点面色发白，还有佐佐木到一站起来高喊「不公平，双方谈判人数太悬殊。」之外，并没对过程和结局造成多大影响，反而让三人更感觉到莫名地愤怒！
在南京时，币原喜重郎和佐佐木到一还稍稍有点趾高气昂，对很多条件寸步不让，甚至还对很多小细节斤斤计较，包含茶水不够热啦，希望能换个点心之类的招待细节，在鸡蛋里挑骨头。但是到了台北，全然换了张脸孔，币原喜重郎的态度已经近乎卑躬屈膝般的厚顏无耻，连一向扮演黑脸的佐佐木到一，在谈判过程中，完全像个小媳妇，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更不要说像在南京一样，对国府三个谈判代表还吹鬍子瞪眼了。
这让伍朝枢等三人越看越不爽，越想越生气，更想找机会借题发挥，作弄一下两名日本特使。但三人待了一下午，发现竟然找不到任何机会！
无论顾维钧提什么条件，币原喜重郎只会「嗨」一声，就马上答应了！让伍朝枢、王正廷和王宠惠三个高知识份子，气得想飆脏话…，嗯…，其实脾气最不好的伍朝枢已经骂了！
他在下午闭会前最后几秒，在币原喜重郎不知几百个嗨声之后，完全无法忍住地用广东话骂了一句；「嗨！嗨你老母啦！」他在南京听到最多的是「依耶」，也就是日文「不行，没办法」的意思。在这里，他一个下午都没听到，只听到一路嗨、嗨、嗨…，你说怎么不让他火大？人跟人相比，差距有这么大嘛？
当然和现场不同人谈判没关係，是和背后是什么人谈判有关係。如果国府也能连战皆捷，顺道佔了九州或四国，那么不要说币原喜重郎了，连广田弘毅都会亲自跑来南京鞠躬说嗨。这也是为什么王绍屏让日本特使来台北谈判的原因，一是给日本谈判特使更大压力，二是给国府面子，不要在南京让其他国府成员看到一面倒的谈判情况，当然诱使日本人前往南洋这件事，也不想让如同情报筛子的国府知晓，以免全世界各国驻南京大使、公使、代表都知道了。
在台北，王家很好安排威摄的手段，两名特使一下飞艇，眼中看到的是红地毯两侧各站了一排荷枪实弹的卫兵。不是欢迎仪队喔！是全副武装，身着野战服，背上作战大背包，手持步枪、衝锋枪，一副要逮捕战犯的模样。接着说是放礼砲，但是是廿四辆7牧师式自走炮同时在不到一公里机场边缘同时开火，那隆隆地砲声，即便是空砲弹，听在日本特使耳里，也备感震撼。紧接还有好几波次的p-51战机编队低空掠过机场，更是让日本特使倍感压力。接着礼车驶出台北刚建好的松山机场，在机场前面的八线道敦化北路的沿路慢车道上，王家还刻意停满60坦克和-21装甲车，密密麻麻，加上头上不断有直升机编队飞过，这就让原本还心存侥倖的佐佐木到一完全感到头皮发麻，才会导致他后来在谈判桌上大气都不敢多喘一下。
谈判第一天几乎都是王家在开条件，除了赔偿金额，还有关于赔付方式、分期付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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