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关係。他现在关心的是，怎么做才最有利。一听到可能比歷史上的国府更轻松，他就迫切想要知道答案。
「战后，经济凋敝，百废待举，要找到有利可图的事业取代佃租不容易。其次，歷经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剥削，地主家也没馀粮啊！手中无粮心底就慌，听到要投资，一是没钱，二是心态会更加保守。当然现在全球大萧条也会有影响，但总比战后来得好很多。最主要的，你有钱嘛！白送钱，买合作，那不就容易多了嘛！」黄潮生最后几句，听起来很讽刺，再度惹来王绍屏的白眼。
「钱不是万能，以我对台湾歷史的粗浅的认识，老一辈的台湾人不乏有坚持己见、桀傲不逊的楞头青，要不然清朝也不会被层出不穷的反清復明吓到禁止移民来台，而日本人就不会面对那么多次抗日运动，国府也不用面对二二八了。」王绍屏的白眼没有效果，马上就开起嘲讽模式，囉嗦了几句。
黄潮生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说：「哈！那就赶紧过去杀几隻鸡，让其他猴子吓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眼神却充满了杀意，毕竟他已经辅导过类似的穿越客，对于敬酒不吃吃罚酒，执意要奴役佃农的大地主，绝不会心慈手软。
王、黄二人聊到这里，双方都深感事不宜迟，随即让贾米森推迟了印度之行，一行人搭上飞行母舰，向台湾出发。不过，两人这时完全没料到，台湾北金主凌家、中巨富古家、南霸天岑家，五大家族其中的三家早就已经开始串联。
老实讲，这三大家族并不想武装反抗，因为他们没有军队，只有养些看家护院的武师和枪手。即使他们拥有足够的武力，在看了王氏部队对日军几近屠杀式的战斗，他们也兴不起武力对抗的念头。虽然打不赢，但应付统治者，台湾五大家族都是箇中好手。所以三家会商的目的，就是希望讨论出能够试探王家底线的招数，让自家的家族在改朝换代之际，能够多捞点好处。
那么为什么这三大家族会这么着急出手呢？主要和他们经营的事业有关。
台北凌家因为金矿而暴富，继而经营金店起家，当然在北部土地也不少，所以既关心矿业特许是否能保留，也担心土地改革会对家族收入带来衝击。而同是五大家族的淡水严家虽然也是矿业出身，但后来转型做矿產进出口，加上和凌家不和，因此反而没有非常积极。
而彰化古家早年因为引领日本人登陆有功，靠着总督府特许经营盐、糖、鸦片、樟脑而成为巨富，如今政权更迭，古家既担心因为和日本人走的太近被清算，又担心专卖事业被收回，再加上这些特许专卖事业又和土地种植有着密切关联，更担心土地改革让家族事业毁于一旦。而五大家族里，同样靠土地种植，在清朝就开始经营樟脑的雾峰林家，日据时代已转型为艺文世家，家规严谨、家风朴厚，又热心公益，而且族长林献堂还积极投入抗日的自治运动，因此和古家立场不同，少有往来。
南霸天岑家其实立场不明确，但因为家族事业非常单一，就是种甘蔗，经营製糖专卖事业，土地改革带来的衝击显而易见，加上族长刚刚过世，三房陷入遗產争夺，所以岑家嫡系长子岑啟封不得已，无奈地想要联合外力，摆平族内纷争。这时平时来往并不密切的古家上门联系，希望对新政权採取一致立场，以求能和王家达成协议，维持目前大地主的利益。由于古家的恶名在外，岑啟封还有点犹豫，后来凌家决定接受邀请，岑啟封至此才真正下定决心，如此一来，三家才能走到一块。
1933年5月30日星期二，就在王绍屏一行人正出发前往台湾的那天稍早，台湾的天气不大好，细雨绵绵，但仍影响不了凌家二代最有可能担任未来家主的凌正雄、古家族长古先荣、岑家嫡长子岑啟封三人在中部古家新修的园林祖宅惠安园里正式会面。
古家既是在地主人，族长古先荣又是家族兴起的第一代开拓者，年纪最大，论辈交往，古先荣自认是现场三家代表之首，加上这次联合，是由古家主导，于是自以为是地担任了话事人，率先开口说：「今天老夫特意邀请两位家主前来老宅一聚，一是希望我们三家在台湾局势扑朔迷离的此刻，能团结本土一切力量，维持政局的稳定。另外，也期望我们三家之间，能彼此分享一下各自收集的消息，对即将入主台湾的王家能有多一些了解，以便讨论出一个应对新变局的方策，以免别被外来政权搓圆捏扁。」古先荣并没有多看得眼前这两位晚辈，所以这席开场白，他就以居高临下的态度，隐隐地以三家领导者自居。
凌家二代主凌正雄脾气一向不好，不要说他一向瞧不起古家对日本人卑躬屈膝的态度，光是古先荣现在这种以老大自居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就忍受不了。不过，即便他现在满腔怒火，但不代表他没脑子，只见他轻飘飘地说：「来彰化的时候，我阿爸交代我，就是先看看古老伯有什么好的章程，我再带回去让我阿爸参详一下。」一句话连消带打，先把古先荣定位为狗头军师，再把凌家可有可无的合作态度表露无遗，让古先荣恨得牙痒痒的，但又不能说什么。
的确，在北台湾，除了老对头严家之外，凌家还没有把谁放在眼里，要不是古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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