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不知道也很正常。以前三山村和大厂村都不在咱们的管辖范围内，包括我和老李，都是后来才明白。就说这拆迁吧！以前四千块一平米就算是高价了，可现在同样价格根本买不到同样的房子。房价随行就市，拆迁也一样。大厂村那边拆迁搞的好，整体配套的商铺也多。现在轮到三山村，村里人看着大厂村过上了好日子，也就眼红。他们给开发商提了很多要求，除了补偿款加码，还提出房屋补偿面积要达到一比一点五，还要有定额的商铺和停车场。”
虎平涛听了直摇头：“这就过分了。一比一点五……谁也不会答应这种条件。”
王浩坤道：“是啊！所以三山村的拆迁一直拖到现在，听说是市里领导出面，好不容易才促成双方协议。”
虎平涛从中听出了别样意味：“意思是村委会被压着签了拆迁协议？”
王浩坤道：“三山村的人都这么说，可实际上，有些村民的要求真的很过分。他们旁边就是大厂村，那儿的房价现在是每平方一万二。我听说开发商与三山村谈补偿的时候，有人张口就要三万一平米，还说什么“就“三山村”这个名字，就值这个价”。”
廖秋问：“照你这么说，郑千山的死，是三山村与大厂村之间的矛盾积累？”
“这个我还真不好下结论。”王浩坤继续道：“三山村的人住进临时安置房，每天都要买菜做饭。他们对菜市场里的菜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新鲜、有农药、味道不好、模样差……总之什么借口都有，前段时间还闹出过买了西红柿不给钱的事情。”
虎平涛在旁边听得很不是滋味，张口就问：“什么叫买了西红柿不给钱？这摆明了就是强盗行为啊！”
买东西不给钱，就是明抢。
王浩坤苦笑道：“这事儿当时是我处理的————三山村的一个老头去菜市场买菜，跟摊主说是要两个西红柿……是要，而不是买。这要求人家根本不可能答应啊！摊主当场就问他：你是三山村的吧？老头回答说是。摊主就说：“你们那边已经拆迁了，光补偿款就不是一个小数，难道连两个西红柿的钱都拿不出来？”
“老头被说得很不高兴，就嚷嚷着两个西红柿有什么了不起。以前家里有地的时候，房前屋后都种着，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摘，价钱根本没这么贵。卖菜的就讽刺说那你回家自己种去，别来管我要。”
“老头面子上挂不住，从摊子上抓了两个西红柿转身就跑，摊主急了就冲出来把他拦住。”
廖秋问：“这事儿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王浩坤叹了口气：“三山村村委会出面，替他付了西红柿钱……不多，就一块钱而已。”
虎平涛难以置信地问：“一块钱都不愿意给，穷横到这种程度？”
“我就是举个例子。”王浩坤解释：“村里很多事情跟外面不同。其实要我说，那老头也不是不讲理，只是平时在村里买东西，抬头低头都是熟人，拿东西那惯了，而且他自己也卖菜，算是一种变相的价值交换。”
廖秋在旁边说：“村规民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会出现高于国家法律的情况。”
虎平涛问：“这跟郑千山的死有什么关系？”
王浩坤道：“三山村的人搬过来以后，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大厂村的秩序。就拿打麻将这事儿来说吧！平时聚在一起打麻将的人群都很固定，叫做“麻友”。以前大厂村的麻将馆和棋牌室有四家，可等到三山村的人一来，就变成了六家。”
虎平涛问：“国家一直禁赌，我们以前在城中村每年都搞普法宣传，怎么还有这么多的麻将馆？工商部门也不管管，还发了那么多的牌照？”
“这事儿怨不着工商部门，这些麻将馆很多都是没牌的。”王浩坤解释：“他们应付检查的理由也很充分：来玩的都是亲戚，没赌博，就是聚在一起打个“卫生”麻将，不玩钱。”
“反正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拆迁户，家里房子多，拿几间出来给大伙儿打麻将，没违反规矩，也没犯法。”
“既然不经营，就谈不上纳税，也用不着办理执照。”
虎平涛听得又气又好笑：“打卫生麻将，不玩钱，这话你们也相信？”
王浩坤摊开双手：“我当然不信。就那么一百零八张牌，一群人围着玩一天，甚至通宵，而且还不赌博，这话简直骗鬼呢！”
孟辉在旁边插话：“可就算不信也没办法啊！他们不在抽屉里放钱，输赢都用手机转账，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在赌博。”
李建斌在旁边叹了口气：“基层工作难做啊……就说打麻将抓赌这事儿吧！对每个派出所都是老大难。别说是我们耳原路了，各个派出所辖区内的城中村都这样。以前老廖在的时候，每年都要给各村的村委会开会，反复强调严禁赌博。可人家也说了，村里的那些人如果不让他们打麻将，就会寻衅滋事。”
“都是些闲得无聊的人，口袋里有几个钱，又不愿意出去工作，只能每天呆在麻将馆里。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他们每天通过麻将互有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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