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别扭。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林林」「嗯」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而直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我才叫了声爸，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似的。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唯一的例外是三月初的一天，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我扒着白饭，连头都没敢抬。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那咋行？」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大概过了三八妇女节，他老才出去找活。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到零零年四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虽然好景不长）。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自打父亲出狱，母亲就没肯再让我上工地，「学习要紧」。当时母亲的月工资也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有那么几天，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轮得着你来管？」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奶奶，也没准是姥爷，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口一样，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至于安置房，当然只有一套，但也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好歹额外补了10万块钱。据我所知，至今，父亲以此为荣。零零年春天我害了脚气病。母亲怪我脏，奶奶则说：「你心思活络了」如她老所言，我确实心思活络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忧心忡忡就像东院房侧香椿树抽出的新枝，悄无声息却又夜以继日地膨胀和伸展。照这么下去，我真担心自己末老先衰。关于如何治疗脚气病，奶奶宣布用啥药也不好使，她建议我每天倒立十分钟，「这样会经脉逆流，疏导火气」。于是有好几个月，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贴墙倒立十分钟。在这之后，我会打开房门，穿过遍布燕子窝的二楼走廊，蹑手蹑脚地在楼梯拐角杵上好一会儿。我简直是个神经病。父亲出狱后的那个三月晚上，我就发了场神经。然而父母房间没有任何动静，连翻身、打呼噜、说话、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此外，关于「心思活络」（奶奶语），有必要说一句，当时呆逼们已经张口闭口「性生活」了。不时有人声称昨晚上父母不要脸，又在肏屄了。那年五一节前夕，终于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我们的同龄人中总算出了一对爹妈。值得庆贺！事实证明我的忧心忡忡不是杞人忧天。那天父亲躺在沙发上看碟。他老不知从哪抱了个dvd（家里那台vcd九八年春天不知给谁顺了去），租了一大堆的港台片，一看就是一整天。我没事也会瞅两眼。记得那天放的是《暗战》。我一瓶啤酒快下肚时，刘德华终于一口老血喷到了屏幕上。父亲说：「可以啊，林林」他这么说，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大概为了缓解我的情绪，父亲又说：「问你个事儿，林林」我说：「啥？」他弹弹烟灰，又开了瓶啤酒：「这两年，你姨夫——是不是老到家里来？」父亲这一问，我倒想起五月一号的晚上。那是我第一次看《泰坦尼克号》。九八年，这部好莱坞史诗级爱情故事在红遍全球的当口，顺带着把巨浪推到了平海。周围人满口都是「电影」、「杰克」和「露丝」。我们当然也没经住诱惑。事实上九七年冬天平海台在放泰坦尼克号的科教片时，母亲就应允「明年公映了一定去看」。可惜父亲出了事。这一拖就是两年，呆逼们嘴里的香艳镜头没少让我流口水。当时大概有十点多，奶奶早早回了屋，父母分坐两侧沙发，而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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