婢女们手脚麻利地铺好席位，摆上茶果，又撤走她与谢安之间的樗蒲道具，举止无声无息。
王琅等人全部退下，谢万端起茶碗啜茶，才用叙家常的语气开口：“四弟在建康文名颇著，安石亦称四弟善属文，并以四弟近日所作《八贤论》向我炫耀。”
谢安在她身边轻轻咳了一声。
王琅转头看他：“我让人给你煮些贝母润喉？府里应该还剩了些襄阳贝，和川贝一样都是最好的。”
谢安苦笑摇头。
王琅就坐在他旁边，亲自为他将茶碗里的茶汤续满，随后收回手，向谢万继续：“四出四隐，隐者为优，的确是一篇妙论。我最近有个想法，本打算自己上书丞相，然而又觉得草率，思前想后，或许。”
高官找代笔很常见。三国时期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其余都时常为长官代笔行文，留下许多著名篇章，比如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王琅自己的主簿、记室文采都不错，平时经常代她起草公文信件，但比起建安七子那样的文学家还差得远，倘若王琅肯花时间细细雕琢，做得并不比两人差。
谢万的为人王琅很看不上，但他文章确实写得好，连王导都闻名征辟他做司徒府掾，平素交游往来的圈子又恰好是王琅这次所需，倘若谢万不答应，她只能写信去建康找王导的三子王洽，因此她耐着性子，笑吟吟引导：“不知四弟平日读书习字，以简牍为多还是以麻纸为多？”
谢万奇怪地瞟了她一眼：“像你这么奢侈用黄纸誊写古籍的能有几家一般都是用简牍，未收录成集的才用麻纸。”
这小子以为她在炫耀她家纸多吗？真会以己度人。
王琅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然而自己攒的场子，总不能半途退缩，她笑脸不变，点点头道：“先父收藏原本也以简牍为多，只是频频外放出镇，竹书携带不便，我这才起了抄为纸本的念头，陆陆续续命人转录誊写。这两年我检视原籍与抄本，赫然发现一个规律。司北，将我案边的书笥取来。”
厚厚一摞纸册从书笥里取出，摆放到两案拼接而成的更宽广的书案上。
王琅离开坐席，走到书案前将第一本纸册摊开：“后汉熹平四年，蔡邕领二十五人正定儒家六经文字，并使工匠镌刻四十六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观视摹写者填塞街陌。四弟请看，这便是蔡中郎亲笔所书碑刻的摹写本。先父渡江之时精简藏书，六经只留了《熹平石经》的碑拓本，以为此本价值最高，文字全经鸿儒考证核对，不似前代抄本多有谬误穿凿，民间后来流传的六经亦多取此版。”
说到这里，她发现谢安也凝神在听，于是声音放得比平时稍缓，给他时间思索：“官定碑刻的传播力绝非讲学可比，我以为后汉民间经学盛行，《熹平石经》功不可没。也正因如此，后来曹魏建都洛阳，先修补在战乱中损坏的旧碑，又于正始年间增刻新碑，补齐文字磨灭难以修缮的《尚书》、《春秋》。”
印刷术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对现代人是常识，对晋人却不是。
有识之士朦胧预见到了官定碑刻对于统一典籍版本的显著效果，却无人能够看清这一技术未来更广大的前景，甚至连蔡邕刻熹平石经也没想到能用碑刻大量印刷，只是为了方便更多人看。
王琅能够理解他们的局限，不指望自己的观点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从她经历的信息时代到大数据时代的变迁来看，即使十年后看来准确到令人震惊的预言在当年也没激起多少水花，更多的人只会将信将疑，直到巨变真的影响到自己才后知后觉接受——她要的是观点足够新颖，能引起广泛议论，从而借机生事，制造出一把操控在她手中的利刃，于短期内达到她“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请再来看这本《论语集解》。”
她打开一本帛书，询问谢万：“此《论语集解》是前朝旧物，非我命人誊抄。四弟可看出与《熹平石经》碑拓有何区别？”
谢万看了看她摊开的《论语集解》，摸不准她的意思，又不肯多问，蹙眉高傲道：“缣帛、笔墨、法书、体例，处处俱是区别。”
王琅微笑不语，又看向谢安。
谢安取手帕擦拭双手，然后才轻轻将布帛在书案上展得更开，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向王琅：“恐怕琳琅想要的就是阿万给的答案。”
王琅弯起眉眼。
同一个问题，谢万想的是问题的答案，而谢安透过问题看破了出题人的意图，从而得到她想要的答案，境界完全不同。这人不出山，确实是天下苍生的损失。
“在我看来，《熹平石经》的出现并非一个独立事件，而是一场变革即将到来的标志。自孔子聚门徒讲学以来八百年，经学的传播形式并没太大变化，依然是老师口授，学生抄写，流传效果取决于宫中是否重视尊崇儒术，愿意在中央、州县投入人力物力推广。然而近百年来，情况逐步变化。先是后汉蔡伦造纸，工艺不断改良，如今成本接近竹简，效果却近似缣帛，只待民生安定即可大量生产。随之而来的是制笔工艺的改良与书写字体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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