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三年前，他媳妇上工时突然倒下，打那以后，她一直卧床吃药。为了给她看病，他们花光了家产，还欠了不少外债。
年前他媳妇病重，治疗又需要一大笔钱，可亲戚朋友都被他们借怕了，一直躲着他们走。走投无路之际，他听队里的知青说，有个下放到他们那边的知识分子被摘帽，不但工作恢复了，上面还把他家里以前被没收的房产还了回来。
他想到自家在沪市有一栋洋楼，就借钱来了沪市，跑了大半年，才把证明跑下来。
因为知道他家在沪市有房，老家亲戚朋友又借了他不少医药费，而他媳妇住院还需要不少钱，所以房子下来后，他火速放出了卖房的风声。
只是半个月过去，来看房的人不少，诚心想买的却不多，所以他现在有点犹豫是否要降价出售。
但他留了个心眼，没有把想法说出来。
而苏婷在听完他的回答后有些动容，这世上愿意卖房给妻子治病的人可能有，但确实不多见。
她开口问道：“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对方斟酌片刻，试探着报出价格。
跟现在的房价比起来，这价格不便宜，但同时想用这样的价格再买一套这样的房子也不容易。
要么大运动期间，房子被分给国营厂当职工房，一栋楼隔出七八上十户，这么些年过去，房子早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并且买下后如果想自住，拆墙维修又是一大笔费用。
周教授为什么把房子租出去，还不是因为自住成本太高，不想花这笔钱吗？如果把这笔费用加上去，这房子就很便宜了。
要么房子保养得不错，但本身产权不清晰，比如房产被没收时，房主年纪已经不小，有儿有女，而大运动结束后，原房主已经去世，且没有留下跟房子有关的遗嘱。
回来要房子的，只是原房主众多子孙中的一个，这样就算他跑到了相关证明，产权也不能算他独有。万一以后其他人想到这房子，想回来抢，就算他们是买主，后续麻烦也不会少。
如果黄同志说的都是真的，那这套房子的产权就很明确，他们购买的话也不用有这么多顾虑。
思考过后，苏婷说道：“黄同志，这套房子我很满意，价格也可以接受，只是交钱过户前我想跟你先签一份协议，可能需要一天时间准备，你这边有没有问题？”
本来黄同志想如果他们不满意价格，他就把心理价位往下调一调，结果苏婷完全没有压价，连忙点头说：“没问题，你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
“你白天都在医院？”苏婷反问。
说到医院，黄同志脸上添了几分愁苦：“对，我媳妇在住院。”
“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黄同志说道：“中午和晚上吃饭的时候。”
“那明天晚饭吧，”苏婷想了想，将地点定到外面饭店，“到时候你看看协议，如果没问题，我们后天上午就去房管局过户，顺便付钱签协议。”
黄同志想了想，点头说：“行。”
……
“价格应该能再谈一谈。”刚走出房子，贺东川便开口提醒苏婷。
这一点他们聊价格时，贺东川就看出来了，只是当着房主的面不好开口，所以才拖到现在才说。不过协议还没有钱，仍有谈判的机会。
苏婷却摇头说：“就这样吧，他也不容易。”
其实黄同志说出价格时，苏婷也看出了他的犹豫，只是一来他们谈的价格并没有比市价贵多少，省掉装修费用更便宜；二来往后五十年里，这套洋房价格会持续攀升，能不能卖到上亿不好说，但几千万肯定有，几千换几千万，太值得了。
而且想到房主妻子还在医院等着钱治病，苏婷也实在张不开那个口压价。
但价格可以不压，房主的情况必须得调查清楚，所以离开六十七号后，夫妻俩就去了街道，找人核实黄同志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虽然黄同志下乡后就没再回来，但街道办里的人都干了十几二十年，而且有几个家就住附近，巷子里谁家什么情况，他们一清二楚。
苏婷他们也没有隐瞒来意，直接说听闻黄家想卖房子，但是又怕买了以后有麻烦，所以才来打听黄家的情况。
街道办里几个干事一听，都热情地跟他们聊了起来。
这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耗时虽然长，但基本能证明黄同志说的话属实。黄家很早就分了家，他也的确是独生子。
问清楚后，回去苏婷就跟贺东川商量着拟了份协议。
两人都不是学法律的，所以拟出来的协议相对简陋，但条款还算清晰，应该能凑合着用。
苏婷也是没办法，复大这时候还没有重设法学系，他们也没有相关人脉，临时抓不到壮丁，只能自己上。
反正只要能过户，协议一签，钱一付，这事就结束了，他们不怕吃亏上当。
只是贺东川有点担心苏婷一个人搞不定，拟好协议说：“明天回去后我再请一天假，跟你一起去过户。”
“能请到假吗？”
“应该能。”贺东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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