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东川上床时往她手上拿着的信纸上瞄了眼，多的没看出来，就看出写信的是个毛头小子，以及他媳妇看信看得特别认真，脸上还一直挂着笑。
贺东川靠在床头，不动声色地抬起手，从苏婷脖颈后方空隙钻过去，将她揽在怀里问：“在看什么？”
“读者寄来的信啊。”
苏婷正好看完，放下信扭头对贺东川说：“你知道吗？这个读者是留城青年，他初中毕业后没有顺应政策下乡，街道没有工作安排，家里又没关系，所以他这两年一直没有工作。在看了我的故事后，他受到鼓舞，打算去支援边疆了。”
说着这苏婷皱了皱眉。
贺东川问：“怎么了？”
苏婷叹了口气说：“我不知道援疆对他来说算不算好事。”
如果她是这个年代土生土长的人，她可能会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认为支援边疆是正确的决定。
但她出生于九十年代，接受过信息爆炸的洗礼，她很清楚这年代下乡的绝大多数人，下乡后都默默无为。
一下乡就大展拳脚，带着老百姓们走向共同富裕这种事可能存在，但这世上总是平凡人更多，苏婷不知道对这个读者而言，援疆是否是好事。
贺东川问：“他这两年没有工作，每天在干什么？”
苏婷被问得一愣，拿起信快速浏览一遍：“应该什么都没有干，他说自己很喜欢看连环画，时间都是在书店或者小人书摊消磨的。”
“这就是了，虽然街道没有给安排工作，家里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他有想法，接点手工活，或者找地方打零工，日子也不至于过得这么稀里糊涂。”
正式工作的确不好找，但很多国营厂会将一些零散的手工活外包出去，还有些单位会招临时工，不过就算是临时工，好工作也有一大堆人抢，留下的都是比较辛苦的工作。
他一个年轻人，好手好脚的能在街上晃荡两年，不是怕吃苦，就是没这个心，不然去街道问一问，总能找到挣钱的办法，
在贺东川看来，如果他今天没有幡然醒悟，继续这种到处晃荡的生活，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倒不如去条件艰苦的地方接受生活的毒打，如果他能熬过去，清醒过来，哪怕现在处境艰难，未来日子也不会太差。如果熬不过去，那不管他在老家还是边疆，结果都一样。
听完贺东川的话，苏婷若有所思问：“你觉得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贺东川说：“是好事，但结果未必会好。”
“如果结果不好呢？”
“如果结果不好，那也是他自己的问题，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他该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
苏婷觉得自己可能是被网络上的论调洗脑了。
在五十年后，二三十岁的明星犯了错，都会有粉丝辩解说他们只是个孩子。她有时候也会觉得槽多无口，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她发现这年代的人的确更成熟。
论心理年龄，她其实比贺东川要大两岁，在工作上她早已能独当一面，但脱离工作环境回到家，她却总觉得自己是个孩子。
在五十年后，像她这样的人并不少。
苏婷觉得造成这样的景象，有两个原因，一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很多人上完大学都二十二三了，进入社会晚，思想成熟得也比较晚。
二是结婚生子比较晚，苏婷一直觉得结婚生子能催熟思想。
她认识的人中，有些结婚前感觉还是个孩子，以至于当她听说他们结婚了，有了孩子时很不敢相信，他们自己都是孩子，怎么能照顾另一个孩子呢？
可等她再见到已为人父/人母的朋友，往往会发现他们成熟了很多，已经有了为人父母的模样。
而很多没有结婚的人，哪怕已经过了三十岁，她仍会从他们身上发现孩子气的一面，而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很小。
在这种思想下，当苏婷看到这封信，不免担心对面的孩子思想不够成熟，看到她的故事后，一时上头做出后悔终生的决定。
贺东川说：“你只是个创作者，你的工作是画出好看的故事，而不是为每一个读者的人生负责，那么做的结果，只可能是你给自己的脖子上了一层层枷锁。”
苏婷觉得，贺东川的话代表着另一种理论。
很多人觉得创作者应该是感性的，知道众生疾苦，才能写出生活百态。但他似乎觉得创作者应该理性，不说教，不劝告，写自己的故事就好。
两种理论都有道理，也都有弊端，前者容易抑郁，后者缺少情感，其中的度还得她自己把握。
最终，苏婷听从贺东川的劝解，决定不再忧虑这位名叫张亚平的读者的未来，不过她想，或许她可以写一封信让出版社转寄给他。
不过时间已经不早，她也懒得爬起来去找纸笔，所以回信这事明天再说吧。
苏婷将信件放到梳妆台上，没有再拿起第二封信，贺东川见了问：“不看了？”
“不看了，睡觉。”苏婷翻过身，面向贺东川侧躺下来。
贺东川应了声，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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