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七月七日的中日衝突，对东亚牵动的各方势力是最长的一日，那么从这晚开始到第二天天明，对委员长来说就是最长的一夜。忽然爆发的芦沟桥事变、王台生在国是会议中提出的地方分治构想、他一时衝动下贸然宣布的对日抗战(并非宣战)、随之而来的八十八师在上海的进展受阻，一连串的消息，无论好坏，都让他整晚辗转难眠，甚至半夜起身在庐山书房里，于日记当中写下：「国事败坏至此，皆是余一手所造…。可恨余无王氏一族之技术、财力，亦无尽速安内攘外之法，乃至情势演变至内外交迫…。」
而七月八日一早，委员长意外地等来了两名对他后续决策影响最大的两名社会贤达。这两个人不仅是党国大佬，和他早期仰仗的南潯豪门张静江是好友，甚至和北大知名校长蔡元培也相交甚篤，四人甚至一起被后世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所以，即便一大早连袂来访，委员长也不得不赶紧随便抹把脸，倒屣迎门。
这两位贵客就是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和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恆。尤其是吴敬恆，本是委员长大儿子的老师，依照传统习惯，委员长再怎么隆重还迎也不为过。
在四大元老中李、吴二人感情极为深厚，而且淡薄名利的两人，和委员长的关係一向较为融洽。不像张静江一样仗势着自己和孙文同辈党国大老身分，屡与老蒋因权力摩擦而生嫌隙；做人做事一向深谋远虑的二人，也没有如同蔡元培，在918事变当中过于慷慨激昂，随后听信孙文遗孀宋庆龄的劝说，倡议重拾联俄容共政策，以便全力对日抗战。甚至到后来，矛头对内，变成反对国民政府的特务政治为主，以「立即施行民主，即刻展开抗日」为诉求，与委员长渐行渐远。
这两位四大元老最后的党国大老，不仅一如以往地支持老蒋安内攘外的政策，并在获得庐山谈话会的邀请之后，立刻一起动身来到庐山，积极响应委员长号召各界贤达「集思广益、共赴国难」的座谈。而七月七日委员长的庐山声明，让两人嗅到国府决策发生不寻常地转变，于是第二天一早便连袂前来拜会委员长。
「介石，难道对日关係已经恶化到非开战不可吗？安内之后方可攘外，难道你忘了吗？」坚持反共的吴稚暉一见面就直接了当的问道。
「雉公，非中正不想安内，实在是王台生已经在台北招集各党派，提出地方分治，各自努力建国的号召。而且日寇紧逼日甚，九一八已让国府满遭骂名，如果此刻仍沉默以对，恐怕政府将永失人心。」委员长也不客气，直接说出自己为难之处。
「王台生这个竖子，焉敢欺侮我国府无人！」吴稚暉气愤地骂着。
反倒是李石曾冷静而悠然地说：「当此现况，地方分治也无不可…。」他话还没说完，吴稚暉就忍不住说：「石僧，北伐成功之后，我辈致力于国家一统，岂可轻言容许割据分裂。」
李石曾摇摇头地说：「稚暉，当前内外交迫，中央掌握的地方不过十之三四，虽然都是精华之地，但要以此内平军阀、共党，外抗日寇，实乃力犹未逮。不若汉初贾谊的『眾建诸侯少其力』来得有效。说不定，这个王台生就是这个打算。我观此人，急公好义，捨家财而资国力，如果他有私心，早就举兵取而代之，何必留在海外谋划？击日、苏而夺其地，却又未积极独立建国，必有所益留待国内。所以我认为，他的提议倒不一定都是坏事。」
吴稚暉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说道：「石僧是说让介石仿效孙权之例，内以平衡之术抚江东士族，外已合纵连横抗刘、曹之势？」李石曾点点头，微笑不语。这下换委员长略有所得：「还望李、吴二公教我。」于是三人大清早，在早饭之前就不停商议，直到早饭结束，两人才告辞离去。
两人一走，委员长立刻召集身边心腹，包含考试院长戴季陶，交通部长朱家驊，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熊式辉、黄郛，侍从二室主任陈布雷等数人闭门密谈。半小时之后，数封密电由庐山向各地方势力发出。这才有了王绍屏经歷的那段「群雄并起争补给」的过程。
会后，委员长只留下熊式辉和陈布雷两人，然后又令人去找来庐山参加谈话会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军委秘书处机要组组长陈方、情报处主任秘书兼任復兴社总社副书记的唐综、军委会参谋本部海军少将高参杨宣诚、军令部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上将等人，商讨淞沪战场的决策。而这是委员长今早起床之后，马不停蹄召开的第三场会议。
这几个与会的人，除了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是以机要秘书的角色与会以外，吴铁城和张治中都是与上海战事有关的人士；杨宣诚少将是海军派来的情报联络官；熊式辉和徐永昌上将都是委员长的私人参谋；唐纵专责这次战场情报工作。最特别的要属陈方，他原本是杨永泰的机要秘书；在杨永泰遭到暗杀之后，他在湖北省政府遭到排挤，于是透过张群的推荐，在委员长怀念故人，爱乌及屋的情绪下，让他接任了自己的机要秘书组组长的工作。委员长特意让他过来，除了有意磨练栽培他的意思之外，就是如果有涉及要和王绍屏的联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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