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是否向日本进行报復，在飞艇上的长辈团有不同的看法。曹錕、段祺瑞、吴佩孚都认为暂时不能对日本进行报復。段祺瑞说：「当前中央正在与日本和谈，我们增加不确定因素，不一定是替国府加分。以日本的调性，遭逢巨大的损失，会让他们更加冒进。说不定和谈不成，东北军反而遭到突袭。」
吴佩孚也是类似的看法：「当日本姿态摆低了，不一定是折服，更不确定是蛰伏；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日本往往是在准备更强力的孤注一击。现在对他们报復打击，说不定打草惊蛇，让他们趁我们不在国内，孤注一掷，不管不顾的直接冒险；这样一来，我们不愿见到的两国全面开战就要提早开打。」
曹錕却是从经济面来思考，自从听了王绍屏一番经济理论之后，这位老人迷上了经济学，不仅积极投入自家生意，和王绍屏合作生意，更是招揽一些经济学家、财政专家，整天就国际局势、经济趋势，国内经济状况与改革进行了一番了解。了解得越多，他越觉得王绍屏是对的，而他现在更是开口经济，闭口财政：「1929年开始日本就受大萧条影响，在在1929-1931年间，日本经济衰退了8，虽然没有欧美严重，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採取的货币贬值，让日本纺织业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第一，而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目前中日关係紧张，让日本的货物找不到出口，经济已经开始有过热的现象，所以透过武力对外扩张，直接掌控消费市场，以便舒缓生產过剩的现象成了必然；才会让日本政府转而支持建立满洲国的政策，对私自发动918事变的下层军官并没任何处罚；因为这符合日本经济需要。
另外大部分为了增加就业的赤字支出，大部分是花在军备生產上，如果只是储备军火，将无法获得回收，因此对外征伐，获得战利品来回收军备开支，也是理所当然。
如果我们採取行动报復，让日本遭遇新的不明损失，日本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势必要鋌而走险。在我们不在国内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化，实在很难掌控。所以，我认为一动不如一静；毕竟打掉日本突袭的飞机，已经算是一种威摄了。」
冯玉祥和曾昭吉则是力主报復，尤其是冯玉祥，他是积极的抗日分子，可能是为了挽救自己过往倒戈将军的恶名，所以他说：「对于日本人，他们是吃硬不吃软的，只有打到他们会怕，才能压住他们毒蛇般的个性。」
曾昭吉则是从国内的情势来看：「打了日本，吓了国内不安分的势力，才能斩断他们屡屡向满庄伸手的念头，无论是各路军阀、共党或是中央政府。」
前面没有表态的杨钧，一开口却是反对自己师弟的观点：「昭吉，我认为恰好相反，目前台生的锋头已经太盛；之前还能把阻挡日本的功劳分薄出去，让给东北军、航空队，如果我们连出访都能顺手攻击日本，你认为国内这些傢伙是会吓到呢？还是会想趁着台生不在，赶紧出手？」然后环顾四周当过军阀的长辈团成员，几乎每个人都点点头，对抓紧时间动手这个说法投了赞成票。
王绍屏本来是想对日本的靖国神社发动一场袭击，甚至还想绕道去海参威警告一下苏联。现在看来，自己的想法还是太幼稚。「真是孔子说的没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顓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中国的问题不单单是外敌，国内各种势力杂沓，才是真正的忧患啊！好吧！我们就按兵不动，再观察观察吧。」王绍屏一锤定音，结束了这场讨论，放弃对日、苏的报復行动。也还好他放弃了这样的衝动行为，让真正有能力对付他的敌人，为了继续掩蔽行踪，也没有在中国境内採取更激烈的行动。算是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了。
在王绍屏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下，日本提早在2月21日恢復了中日和谈。除了坚持不赔款，撤军和放弃租界分两年执行外，几乎全盘接受了国府的要求。而在苏、德两国的斡旋之下，国府在请示委员长之后，最终也同意了日本这三项坚持，但附带要求日本停止承认并支持满洲国，并撤回满洲偽军里的日本军事顾问，要求日本人不能担任满洲国官员。日本人对于这项附带要求，做的更彻底，乾脆把满洲国整个小政府暂时迁往朝鲜，但却绝口不提承认与否的问题。
谈判结果的消息传到盛京，引起了满洲国皇帝溥仪和大小官员的不安与不满。溥仪招来刚刚赴任的关东军司令兼日本驻满州国大使菱刈隆询问日本的态度，溥仪问菱刈隆说：「大日本帝国是打算放弃满洲国了吗？」菱刈隆面带不屑，用傲慢的口气答道：「帝国目前需要一段时间蜇伏，而贵国必须配合帝国行动来行事。暂时先流亡到朝鲜，等二年后再重新回来復国。」溥仪对于日本连告知都没有，就打算自行其是，异常不满，于是不高兴的说：「朕不是贵国的魁儡！」菱刈隆笑着说：「一直都是！」有备而来的菱刈隆随即命令日本卫队进入溥仪行宫，强令满洲国皇室与大小官员迁往朝鲜平壤。
看似东北的事情告一段落了，实际上日军依然牢牢地控制着东三省。随着中日和谈的南京条约曝光，举国陷入欢腾的气氛。但日军并未开始撤离东北和租界，这种兴奋的情绪在三天后开始冷却，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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