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驻水源(近承德)；有驻在朝阳的骑兵第7旅旅长刘玉才；驻开鲁的崔兴武骑兵第9旅；石香亭的骑兵第6旅在鲁北；赵国增骑兵第10旅驻凌源。
王绍屏在来的路上查过歷史资料，崔兴武后来投降日本，在满洲国任职；石香亭后来被宋哲元的西北军的29军收编；刘玉才被孙殿英收编；赵国增则最后逃回关内，重回东北军张学良麾下；张从云则在战后接任汤玉麟的36师师长，但部队只剩下空架子，不久即引退下野。
张学良的面色铁青，拂袖离开会议室，留下董福亭和刘湘九面面相覷。王绍屏忽然发觉即便是斩首行动很成功，汤玉麟所属部队好像还是无法掌控，之前想的似乎太简单了点。王绍屏带的一群老狐狸，更是觉得大事不妙，立刻和董、刘两人攀谈起来。不聊还好，聊了之后知道更多内幕，大家更是头痛。
旅长敢抗命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汤玉麟仍然用的是军阀那套，在管理自己的手下。像古代分封一样，画块地盘让他们收收税，当当山大王。自己则掌握着编制、升迁等军队、军人的生杀大权。然后再对这些间接掌控的部队搀搀沙子，做点分化的工作，让他们内部自己就有不同的意见，分成几个小团体；其实这就是封建制度里大宗、小宗的观念。另外，就是汤玉麟自己掌握着较为优势的直属部队，用来镇摄这些小军阀，类似过去周天子的王师作用一般。虽然近年被他自己几个亲兄弟胡搞，实力完全大不如前，但外驻的各旅旅长并不十分清楚汤玉麟的军队状况，加上过去残留的权威，所谓虎死架不倒，所以也就没人尝试挑战他的领导。
所以对于汤玉麟其他旧属来说，一个晚上完成倒汤的军事行动，带来的后果并不是恐惧和降伏。对这些没有亲眼见识过铺天盖地、空降神兵场面的小军阀来说，他们直觉认为这是汤玉麟直属部队倒戈的结果，只是做到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罢了，而不是张学良的部队真有多厉害。
而在这种思维下，他们对于未来的想法大致分为三种，一是传统军阀思维，唯恐张学良收权，于是赶紧找新的靠山，无论是与日本勾勾搭搭或是和中央谈直接隶属，都是打着製造上头新的势力平衡，让自己能继续混水摸鱼的如意算盘。这种想法以崔兴武最具代表性。
第二种是打算离开热河，重新找个地盘。会有这样想法的，主要是因为孙殿英在河南、山东一带混不下去了，竟然能以北上支援抗日为名，入驻热河，前来支援开鲁。这让这些旅长开了眼界，有了新想法。尤其是忠于汤玉麟，听令搜刮民脂民膏，劣跡斑斑但实力又不足的傢伙，担心张学良整顿热河时，会拿他来祭旗。后来石香亭随孙殿英想入西北发展，就是这种想法作祟。
最后一种是对张学良虚以委蛇，藉此观望，等待时局变化。这类人多是不相信中央会和东北军合作无间，张学良在热河这么大动作，依照往常惯例，中央势必另派要员来治理。两大之间难为小，现在不表态，未来才有空间。赵国增就是在当中摇摆不定的傢伙，一直到日军入侵，才跟着东北军大部队退回关内。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果然没有像王绍屏之前想的那么简单，热河局势不但没有因为汤玉麟的下台而变得好控制，而是随着各方势力的蠢蠢欲动，变得更加复杂。
情势没有想像中的简单
其中以开鲁前线最为复杂，驻守开鲁的崔兴武立足于当地，主要是受亲日的地方土绅，特别是商务会长蒋金安的支持。在918之后，崔兴武就立刻跟通辽的日本特务机关取得妥协，让开鲁、通辽公路线继续通车往来。在日本入侵热河的野心越加显露后，崔兴武更是透过蒋金安和日本特务田中玖私下往来谈条件，以求保存实力。
除了和日本私下往来之外，知名慈善仕绅也曾是张作霖手下的朱庆澜于918事变后成立抗敌后援会，派何清明和王野仁到开鲁慰劳义勇军时，崔兴武透过这两个原本就是戴笠派出潜伏在朱庆澜身边的卧底，尝试与中央联系，开始做着直接隶属中央，还能争取军级新编制，从旅长变军长的美梦。
游走在两方之间的崔兴武，已经把开鲁的局面搞得非常复杂，但他似乎还嫌不够，又拉拢在黑龙江游击战失败后退入开鲁附近的冯占海、邓文等人。这两人代表着传统东北军张学良的势力，尤其是冯占海还是张作相的外甥，更能在张学良面前说的上话。
据说张学良曾因为指挥不动汤玉麟，有心让冯占海接任热河省主席，曾向冯占海暗示过。所以冯占海向崔兴武允诺，一旦他当上省主席后，可以代为向张学良请求，将崔兴武的部队由旅扩编为军，希望藉此拉拢崔兴武对抗汤玉麟。于是崔兴武先是和冯占海结拜，俩人的姨太太们还互相认了乾姐妹；然后再透过冯占海的安排，派自己姪子崔玉昆到北平和张学良见面。不知道冯占海怎么说服张学良的，竟然让张少帅把电报密码交给崔玉昆，并交代转告崔兴武，以后可以直接和北平连络。
崔兴武虽然获得冯占海的保证，却天天又和何清明等人打牌。三心二意的态度让三方都不满意，于是三方开始在开鲁合纵连横，拉拢崔的属下打算倒崔，驱逐崔兴武取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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