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趁着工业化教育尚未普及，何不直接推动廿一世纪公民能力教育？
「依据我们的经验，年龄虽然是理解力差异所在，但学生背景和兴趣才是差异的关键，所以依据年纪大小分班是个非常粗略的做法，全面一致学习一样的进度，更是强人所难。尤其看全部总分来挑取学生升级，那更是抹煞某些偏科的天才。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缺点，做了制度化调整。
我们的规划很简单，就是承认每个人天赋不同，让学生自我调整学习。当然我们也有总体的学习目标规划，规定学生至少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好了，比方国文，识字是一个阶段，能读懂文章是第二个阶段，能写文章是第三阶段，一般学生学到这里算是小学合格了。
中学则是读古文，能读通唐宋復兴的古文运动是第一阶段，读懂诗词歌赋，能欣赏是第二阶段，能将前面两项概念运用到白话文上，写出有条理的论说文，或具有美感意境的抒情文，那就是完成第三阶段，能通过这三项，初中国文就能毕业了。
高中我们则是安排了读经、读史，模拟写文言文，试着写诗、词、歌赋，做对子、猜谜语…等国学课程，从通俗到艰涩分为六个等级。学生通过三个等级就能完成高中国文课程，如果完成四个等级，能教初中，五个等级能教高中，六个等级能申请进大学国文系…。
其他学科也是类似，从生活应用到深入研究、甚至思考创作。当然教学法也要做一些变革，我们不採取教材全部都是老师讲解的方法，而是老师讲解一部分关键知识，然后透过出题目，让学生自己去找答案，老师在根据这些答案指导学生不足，这样一来，学生在动手做的过程中，就能将知识和应用结合，比死记活背的填鸭教学法来得学习效果好。
我们在规划的十二年义务教育中，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单科等级，依据自己的天赋、兴趣做差异化学习。有的学生可能在小学时候就对某科目天赋异稟，六年内就学到高中课程；也有些可能对某科不开窍，小学只能学到基本的应用，但到了中学，却对这个不行的科目深感兴趣，能力提升了，他就能回头再去补那些级数，让自己的能力提升。
比方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刚开始学外语，我完全没兴趣，专注在数理方面的课程，但等到我数理科学到一个难度，我发现外语不行很难专精，于是又回头去学外语，所谓需要是学习之母，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一来，学生可以一直保持学习兴趣和成就感，就不会失去学习的乐趣，沦为教育单位的指标数字。」
「这样师资不就要翻倍？财力会很吃紧啊！」韩復榘果然是有经验，立刻就想到级数差异代表师资要增加。不过他不是吝嗇教育经费，而是担心师资不足，以及多出预算的教育经费不足推动全面义务教育，让所有人都能受到教育。在他来看应该先求有，再求好。
但是王绍屏知道教育是百年大计，实施下去，產生的不只是一代工人，更是一代父母、教师和官员，在未来改革时，这批人会依据自己熟悉的模式来阻饶改革或将改革变形，廿一世纪初期的台湾，学生要读的书越来越多，为了达到书包减重的目标，这批天才官员，想出的办法是在教室后面装置物柜，让学生不用把全部课本背来背去！而不是检讨教学量与学生负荷。因为面对每个学科都自认为自家科目很重要，而且新学科还要抢佔教学时间的情况下，总教学时间不减的定律不能更改，那么就採取教学量不变、教科书还是一样多，但大家依照比例降低时数的掩耳盗铃策略，果然大家都满意，可是书包减重的目标就无法达成了，甚至因为时数降低，原有学科的教学品质下降了，但表面上大家资源分配是公平了。
不过这个社会的适应能力倒是很厉害，官方有政策，民间有对策。学校教不完，但考试要考，于是补习班比以前更多，也算替教育產业找到一条出路，让失业的流浪教师找到工作吧！
在韩復榘问了这样的问题后，王绍屏看了他一眼，韩復榘后来忽然想到王家富可敌国的背景，就哂哂地笑道：「我是个老粗，不然我们就以此名义招集教育界名流来讨论，这样找张伯苓也不会太突兀。老弟，你看呢？」
王绍屏觉得这也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方法，即使不能得到教育界的支持，他也能以实验学校的名义让这些教育界大佬们开开眼界，做做研究，看怎么让中国的教育制度定型，而不是全盘照抄国外，或者美其名兼採各家之长，混合国外的教育制度，把自家教育搞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状况。王绍屏很清楚，廿世纪中叶，台湾的教育就是初中国小抄日本，高中大学照搬美制，职业教育则依据德国的修改，然后用仿照传统科举制度的联考，把这些串起来。结果中小学学生没学到日本多大的服从和集体性；职业教育没有学到德国的灵活检讨，改进系所科目，直到廿一世纪初期还在教已经淘汰的產业知识；而高中大学被科举联考绑架，学生变成记忆机器，完全不復美国教育创造性思考的特色。在初阶工业时代还能应付危局，到了网路资讯时代，人的能力比电脑还差。
一想到这些痛心的过往歷史，王绍屏点点头同意韩復榘的建议，并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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