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水枪乱呲出来的！」「靠，有可能！」有人赞同。「你又知道？你倒是呲一个看看？」有赞同就有反对。老实说，王伟超这个观点稍显激进，但又深刻契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所以饭桌上立马分成了两派，一时争论不休。而这个事除非亲自呲一呲、比一比，也难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在一众面红耳赤中，有人开始转移话题，问那啥原始森林有谁去过了！「我去过！」虽然搞不懂自己算不算去过，我还是挺身而出。「咋样？听说这回省一号都得来」「还行，省一号谁啊？」「靠，新上任的省委书记韩友山啊，你个逼外星来的吧」傻逼扳着脚指头白我一眼。「吹牛逼呢，韩友山会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有人说。「这你就不懂了，在省一号面前老重德就是个屁，建业他们不把人韩友山弄来，还有个ji巴玩头？」「老重德跟人早尿不到一坑了，妈个屄，水电站的事还没过呢」呆逼面向王伟超。后者吐着烟圈儿，笑而不答，倒是另一个呆逼接了茬：「ji巴平海哪个项目陈家哥几个没掺一脚啊，姓韩的又不是傻逼！」或许他说得对，我晃晃脑袋，感觉是时候放放水了。＊＊＊＊＊＊＊＊＊＊＊＊＊＊＊＊＊＊＊＊今年秋季似乎特别短，三十号晚上气温下降的厉害，仿佛一下入了冬。迷笛在北京雕塑公园，门票十块钱，但我没去。至于为什么不去我也说不好。陈瑶、大波和乐队的几个都过去了。据说十月四号还行，废墟、沙子和痛仰轮番登场，可以说高潮频频。可就这个晚上，八宝山派出所接到扰民举报，接连出了两次警。演出暂停倒是其次，最关键的后果是接下来两天的演出大面积缩水，直接下午七点钟收摊，害得一干人等只好在无名高地打了两天地铺。以上信息当然来自我女朋友的现场连线，她甚至情绪低落的数落了我快两个时辰，说这么浪漫的事儿，被我错过了。一连几天，母亲都没来电话，有时我也想打过去，却总也摁不下那油乎乎的拨号键。七号早上，天空阴郁的可怕，灰蒙蒙地，不一会就落起了小雨。吃完饭，实在没忍住，跟老贺打个招呼，我又窜回了平海。然而刚出站口，没有任何征兆地，我就看到了马路边的毕加索。母亲当然也看到了我。一如以往，她俏生生地站着，撑一把小伞，见我出来便招了招手。她似乎叫了声林林，也或许没有，这种事情我可说不好。很小的时候，我十分迷恋天空中的某些事物，比如风筝，比如浮在半空里的气球。以至于大多数时候，我认为自己瞬间能膨胀成一只氢气球，时不时地，就会打地面冉冉升起，轻飘飘，热烘烘。正如此刻。似乎直到进了小区母亲才想起陈瑶，她问我咋一个人回来了。说这话时，她撇过脸来，嘴角总算荡开一抹柔和的弧度。大概是没怎么化妆，母亲脸色有些苍白，右眼坡甚至略显浮肿，只有涂了裸色唇膏的双唇亮晶晶的，生动依旧。她畅怀穿了件长款米色风衣，难得地扎了个马尾——潦草，却一如记忆中那样一丝不苟，你能看到光洁的额头上方因紧绷而发白的头皮。然而说不上为什么，这种紧绷让我没由来地心生警惕，一时竟无言以对。「咋了？」母亲找着车位，也不看我：「吵架了？」「哪能啊」我下意识地揉揉眼，从鼻孔里响亮地喷出一口气。母亲嗯了声，也没细问。甚至她有没有「嗯」我都说不好。这让我颇感意外，准备好的长篇说辞瞬间变得荒唐可笑。直到熄了火，她才扭脸冲我笑了笑。已近正午，天终于放晴，蟹黄般黏稠的阳光透过茶色玻璃变成了淡寡的鱼肚白。在这种皱巴巴的、如同被水浸泡过的光线中，连母亲的笑都变得淡寡起来。于是唇瓣上仅有的那抹亮色也透出了几分暗淡。其实这一路上，我俩的话也不多，直至我挺挺脊梁，硬着头皮，问了声「咋了」。「没咋，」母亲拢拢耳畔并不存在的发丝，甚至又笑了笑：「你说说你，回来就回来，下个雨连伞也不带」这么说着，她剜了我一眼。我俩到家时，父亲正躺在客厅沙发上，电视里是新闻联播。母亲一声不吭地换好鞋，继续一声不吭地回了卧室，整个过程眼帘低垂、目不斜视。兴许是喝了点酒，好半晌父亲才反应过来，他从沙发上弹起，像只大虾蹦出了油锅。随后他看了看悄然闭合的门（倒「福」的短穗尚在兀自抖动），又看了看找。我迅速移开了目光，但刚换完拖鞋，我还是朝倒「福」走去。敲了敲门，没反应，当然，有声音——窸窣声，拉链声，抽屉闭合，柜门开启。略一犹豫，我拧开了门把手。
床上堆着些衣物，母亲埋首在大衣柜里，轻撅着个pi股，蓝色牛仔裤包裹着秋日丰熟的轮廓。我吸吸鼻子，轻咳了一声。母亲却不为所动，像是没听见。好半晌，她才把自己从衣柜里拿了出来，依旧没抬眼。叠了两件衣服，她坐床上褪下了牛仔裤，拽裤腿时颇费了一番功夫，乃至腰间的一抹肉色亮得晃人眼睛。然后是换上打底裤，牛仔裤被撂在摇椅扶手上，裤脚些许泥泞，半条裤腿都是湿的。我一个跨步上前，揪住裤腿，与此同时叫了声妈。母亲总算瞥了我一眼，她提上打底裤说：「拾掇几件衣服就走」「还上哪去？」我摩挲着那条湿漉漉的裤腿，像是为它的主人在抚平伤口。母亲没吭声，而是扭身下了床。她脚光着，脚周一片橘皮。裤腿尚且如此，鞋子什么样无需赘言。我又吸了吸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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