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个家遭了多少罪，别人不清楚，你个兔崽子可一清二楚！」我的脸埋在凉席里，只能从泪花的一角瞥见那只遍布脚印的皮凉鞋在身旁来回挪动。「你凭什么瞧不起她，啊？你瞧不起她，哼哼」陆永平冷笑两声，点上一颗烟：「啊？女人我见多了，你妈这样的，可以说——没有！你瞧不起她？」这时大哥大响了，陆永平接起来叽里呱啦一通后，对我说：「你自己想想小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想！废话我就不多说了」「装你妈屄的犊子，还不都是你狗日的害的！」兴许是眼泪流进了嘴腔，感觉自己的声音都溢满愚弄地咸味。陆永平显然愣了愣，半晌才说：「大人的事儿你懂个屁」我冷哼一声，不再说话，身下的床板传达出心脏的跳动，年轻却茫然无措。陆永平在屋里踱了几步，不时弯腰拍打着裤子上的污迹。突然他靠近我，抬起腿，嗡嗡地说：「你瞅瞅，啊，瞅瞅，烫这么大个洞，回去你姨又要瞎叽歪了」他的脸颊肿得像个苹果，大鼻头汗津津的，嘴角还带着丝血迹，看起来颇为滑稽。我这么一瞥似乎让他意识到了什么，陆永平摸摸脸，笑了笑：「你个兔崽子下手挺黑啊，在学校是不是经常这么搞？」这么说着，他慢条斯理地踱了出去。院子里起初还有响动，后来就安静下来。我以为陆永平已经走了。谁知没一会儿，他又嗒嗒地踱了进来。背靠窗台站了片刻，陆永平在床头的凳子上坐下，却不说话，连惯有的粗重呼吸都隐匿了起来。屋子里静悄悄的，街上传来孩童的嬉闹声。我右脸紧贴凉席，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趴在床上，浑身大汗淋漓，头脑里则是一片汪洋大海。也不知过了多久，在我终于不堪忍受，下决心翻个身时，陆永平站了起来：「我跟你妈，啥事儿没有，信不信由你，这事到此为止」干脆利落得让我怀疑自己的耳朵。走到院子里，他还不忘回头来一句：「再惹你妈生气，我可饶不了你」「还有，」他顿了顿：「那葡萄可熟透了，要吃赶紧的」「滚！」尽管咬牙切齿，汹涌澎湃地泪水，却再次印证了我的无力。许久我才翻个身，从床上坐起，却感到浑身乏力。记得当时天色昏黄，溜过围墙的少许残阳也隐了去。我站起来，整个人像是陷入一团棉花之中。开学前几天我见到了父亲。因为剩余刑期不满一年，没有转执行，继续收押在看守所。当然，看守所也好，监狱也罢，对年少的我而言没有区别，无非就是深牢大狱、荒郊野外、醒目的红标语以及长得望不到头的围墙。父亲貌似又瘦了些，也许是毛发收拾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倒是精神抖擞。一见我们，他先笑了起来，可不等嘴角的弧度张开，热泪打着转就往下滚。隔着玻璃我也瞧得见父亲那通红的眼眶和不断抽搐的嘴角。而亮晶晶的脸颊闪耀着稀释光阴的泪痕，和他身后墙上庄严肃穆的剪贴大字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时至今日，每当提到「父亲」这个词，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上述形象。这让我想到罗中立那幅著名的《父亲》——他有一个沟壑纵横的父亲，我有一个泪光盈盈的父亲。兴许是我们的再三叮嘱起了作用，又兴许是狭长局促的会见室释放出一种逼仄的威严，奶奶死死捂着嘴，硬是没哭出声。爷爷拄着个拐棍，浑身直打摆子。我赶忙上去扶着，生怕他一pi股坐到地上。母亲远远站在后面，不声不响，像个局外人。俩老人拿着话筒，一把鼻涕一把泪，也没说出什么像样的话。等时间浪费得差不多了，奶奶把话筒递给了我。我颤抖着叫了声「爸」，发现自己也成了泪人。父亲似乎没啥要给我说的，叫了几声「林林」，抹了两把泪，让我把话筒给母亲。母亲却没有接，她转身走了出去。就那一瞬间，父亲嚎啕大哭起来，把身下的桌子锤得咚咚作响。身后的两个狱警赶忙采取行动，这才遏制住了该犯人的嚣张气焰。结果就是会见就此结束，反正时间也所剩无几。临走，父亲叮嘱我要照顾好母亲，别惹她生气。被押离会见室时，他还一步一回头，嘴里也不知道嘟囔着什么。此情此景让奶奶再也按耐不住，鬼哭狼嚎的戏码终究没能避免。一路沉默无语。等陈老师一走，奶奶就抱怨起来，说母亲不近人情，「和平再有错，那也是你丈夫」。爷爷也不知是不是支撑不住，「咚」地一声就跪到了地上，说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求」母亲千万要「原谅和平」。母亲和我一起手忙脚乱地把他老人家搀了起来，撇过脸，却不说话。许久她才叹了口气，轻轻吐了一句：「你们这都是干啥啊」时值正午，烈日当头，夏末的暑气参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凉。我一抬头就瞥见了母亲那两汪晶莹欲滴的眼眸，瓦蓝瓦蓝的，没有半缕残云。九八年抗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件事：第一，长者提到胸口的裤腰带；第二，那头幸运的、被广大官兵精心呵护的猪；以及第三，前前后后搞了三次的赈灾募捐。其他年级不知道，初三学生每人至少10块，三次就是30为此不少家长到学校抗议：为啥是我们给别人捐款，而不是相反？也有同村村民来找母亲。起初母亲只是微笑应付，找教务处协商，后来迫不得已就把问题反映到了教委。在各方压力下，第三次募捐宣告流产。记得就是募捐流产后不久，一场姗姗来迟的冰雹裹挟着夏天不甘示弱的暴戾突袭了这个西部小城。自行车棚塌了大半，篮球架也横七竖八地躺了一
传统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