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工的奶茶店到居住的地方，走路的话是2000歩左右，来回耗时大约25分钟。薪水按小时结算，月平均工资大概五千，跟原来的公司相比，涨了近一倍。
这也没什么好高兴的，上海合租单间的平均租金高达2000-4000元，而物价更不是云南的小城能比的。在云南，一块钱就能买到的蔬菜在上海可能得四五块。认真计算一下，哪怕是上满排班，如果要付房租也很难过上和云南同样水平的生活。
位于大学城里面的奶茶店，绝大部分顾客是附近的大学生。因为距离某个名牌大学非常近，该校大学生做家教的收入接近于奶茶店收入的十倍，店铺也不是连锁品牌，没有社保不说更不包吃包住，一直只招短工，所以总是找不到人，或者人干着干着就跑了。
林信书一直在附近晃悠，想找一个距离住的地方近的地方工作。在九月的烈日下游魂一样游荡了好几天，总算找到一家招人的店铺。她上门询问的时候，老板拿眼白上下打量她，口气也不好，看上去因为长久找不到人，开始自暴自弃了。更可怕的是他说的是上海口音的夹杂上海方言的普通话，半沪半普，只能连蒙带猜他的意思。
似乎所有大小城市荣誉住民都认为外地人都理所应当会讲他们的方言，哪怕不会讲也能听懂。经过多年改革开放洗礼也没学会在适当的场合说普通话的人此时却有一种莫名自信。
等两个人艰难的沟通完毕，讲完薪资待遇，她答应入职。无他，只是想早点找工作，哪怕要跟弟弟在一起五年，也不能什么事都不干，让他包养，白吃白住，等待他的指令，两个人独处的时候脱衣服，接吻，肉体交合
林信书整个少年时代已经习惯于被人指挥，或者说她的人生像是活在别人随意给她指的路上，哪怕那条路他们绝对不会自己走，更不会安排自己的子女走。往前看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好像笼罩一层迷雾；往后看也只看到刮过身体的荆棘，尖刺上面还有未干透的血；只能往下看脚底的路，鼠目寸光也好，目光短浅也罢，走一步算一歩，她只拥有这样的生活。
唯一一次来挣脱原定轨道是逃到云南，短暂的迷茫后就是迎来新生的狂喜，但是喜悦也是短暂的，自己依旧是寂寞又孤独。难说没有后悔，如果听养母的话，复习一年又会怎么样呢？是班里年龄最大的高四生？能考上大学吗，什么样的大学？这些问题在云南孤寂寒冷的夜里总会让她翻来覆去睡不安稳。
可能人就是这样，总向注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伸出手；总渴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对得到的不屑一顾；总为了莫须有的可能性折磨自己。
林含璋对她的整个行为不置可否。自从她跟着他到了上海，两个人的在云南那种交流模式就自然而然消失了，代之以沉默，命令和简单的对答，其实比少年时代好一点，至少他们可以交流。
他的家只有一张床，两个房间，其中一个是空的，另一个房间放了一张两米宽的床后也没有多少空间。寸土寸金的上海，能安家已属不易，想和老家一样拥有六七十平的单人房间那就属于不识抬举痴人说梦了。
林信书不知道另一个房间是否属于自己，她的行李和她一样无处可去，一开始可怜巴巴地堆在客厅的角落，后来被无声无息挂到他的衣柜，占用另一个角落。
两个人晚上只能睡在一张床上，上海的夏末和云南不同，不需要两个人搂在一起取暖，两个人皮肤碰触，过一会儿湿热的汗就会冒出来。如果是陌生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皮肤接触时间超过20秒，心里都会泛起恶心。
只要林含璋回到家，空调就开始工作。他大学要上的课很多，有一次看到他密密麻麻的课表，林信书才意识到原来高中老师说的到了大学就轻松了其实是谎话，不能相信。
她很少能在白天的看到他，只有每周二下午的社团活动日才能偶尔看到他提前回家。不能每周回来是因为他会被篮球队的人拉出去打球，她去看过一次，因为那天他让她去找他，他带她吃日料，晚上不用她做饭。
她很想拒绝，总觉得没必要跟着他享受不属于她的东西。但是拒绝的话千回百转，就在嘴边，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两个人乘坐地铁，一个半小时后到了上海市区的一家日料店。生鱼片她吃不惯，天妇罗有点油腻，拉面比较咸，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口味就这样，只有寿司和鳗鱼饭能吃得下去。两个人消费900元人民币不到，林信书在他结账的时候想着这些钱在云南够买多少鸡枞，能做多少瓶菌子油。
其实和她没关系的，又不是她的钱，怎么花是他的自由，不是她该琢磨的。她总觉得自己去想这个钱就有点僭越，好像在惦记他家的财产一样。她就一个跟着吃大餐的，哪来那么多意见。
她不愿意往深里想，回味了一下，幸好鳗鱼饭的香味压住了生鱼片的醋味，有点反胃。稍等一下，这450块五年之后应该不用还吧？三天的薪水换一顿绝对称不上美味的日本料理，实在不划算，要吃的是云南菌子火锅就算了，生虾有什么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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