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看杨远长相看不出穷气苦气，还有穷苦磨不坏的人。他没对妻子隐瞒过出身，从小吃百家饭长大，吃穿学费靠自己赚。福建人乡音是稍重点，好比几年前还乡去到村长家吃饭，一桌邻里围坐。大家都坚定认为自己说的是北京话，直到和他一起回乡的北京同学在席间真诚发问，这是不是福建方言？把乡亲说哑了。杨远的世界，是个苦难也有趣味的世界。譬如小时候被冤枉偷人东西，村长赶来主持公道，要他跪下来对着妈祖娘娘发誓，他没做过，自然坦然。鱼干失主见他发誓，也真信了他。婚后和妻子提起这件事，没有不平自己受辱，反而感慨信仰之可爱。那是1970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妻子带着孩子午睡，杨远在走廊坐着给女儿补有虫眼的羊毛围巾，楼梯震颤，他突然意识到几天前莫名死去的兰花的确是个幽暗兆头。假军装，黄胶鞋，年轻的洪流出现在楼梯口。“我马上走，请不要吓到我的妻子和孩子。”他站起身，把围巾放椅面。小将们面面相觑，男男女女憋着一团朝气，脸上全是不对劲。大编剧的反应不对劲，怎么能这样平静，怎么能不骂人，不像某些大作家拿本宪法呵斥民宅不能侵扰？不呵斥、不叫屈、不劈头盖脸，难办了。他不骂，他们怎么回骂，怎么扭住他，一顿牛皮带？狡猾，大编剧的狡猾，这是装腔拿调，平静的对抗比对抗更有敌意！为首青年到底经验丰富，有水准，没被杨远影响正常发挥。到底还是惊动了邻居，惊动了妻儿，华琰抱着小儿丁丁，扯住不断往前扑的女儿红霞，走廊光线暗淡，夫妻俩看的那一眼。华母后来日记里写，谁知道会是最后一眼。“孩子尚小，苦累卿卿。”这是旧的语言，也是他爱的语言，只对从小学昆曲的妻子说。字条藏在抽屉上膛。像知道她一定会拉开抽屉，纸短意明，不要冒然为他做什么。牛奶公司预付过半年的钱，爸爸不在家，儿女的牛奶不能断。他认为自己一定会回到妻子身边。半年是他给自己的期限。再后来，关于杨远的消息，她只能从别人嘴里听说。编剧到底是编剧，写检讨书，认罪书也比别人写得快。革命群众双眼放光，强行分开她和发烧中不满两岁的幼子，女儿红霞也见不到面，说是保护，避免孩子受到老地主谋杀。
然而华琰连鱼都没杀过。又过几天，群众上门，气骂她的女儿嘴是铁打的，不肯揭发父母亲，不能体会他们挽救的苦心，看来要送到少年管教所。以此要挟，说一句，写一句。华琰从小学戏，信绝地逢生，团圆美满，决不肯在白纸上照别人说的写。落一个字，可能害死丈夫和两个孩子。她被关在家里，早上听“趁早交代”，晚上听“别拿群众当阿斗”。早上五点准时打开门锁，每天来督促她这老地主去接受劳动改造的面孔都不一样。有一天，来督促的人居然一改面目，好心告诉她女儿的近况，有杜校长在中周旋，红霞不会有事，她松口气，问儿子的情况，对方支吾。也是一个清晨，得知杨远死讯，她开始枯坐，一夜夜地坐着不合眼，一直在想，杜丽娘能接受柳梦梅怎么个死法？总归不能为抢一口水而被人活活踩死。这样的死法太现实，不戏曲。缺乏美感。她不接受。儿子的死，她更不接受。见到女儿红霞那天，她咧着嘴，笑着说：“你阿弟不发烧啦，浑身凉飕飕的。”一句话多说几遍，成为别人嘴里的疯子。纤瘦女人昂着细脖颈，眼睛全是辉光，使劲辩白，真的呢，很凉呢。那一幕，华红霞永远记得，无数双手来扯她，保护她，高喊老地主要杀自己的孩子，老地主疯了。连鱼都没杀过的女人有行凶的可能性，行凶对象是女儿，一具具正义的汗酸肉体涌上来，推搡间把母女俩扯出河面宽的距离。母亲离她越来越远。远远地哼唱：“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哪来的春色如许？只有人肉组成的墙体，汗水酸臭。人堆中白鹤折颈的女人还在唱，这样灵气的调门，企图穿透阴阳，可是没了柳梦梅，杜丽娘再不能还阳。昨天，革命群众好心地把杨远死亡细节告诉她。这是杨远，是杨远会做出的事。她完全可以想象，焦渴的人们变成一股股肉体洪流，四肢化为武器，肘部可以当锤子使，肉身成匪，而她的杨远缺乏这种武器。场面混乱，四面全是哨声，呵骂，警告。罪名模糊的犯人们不顾尖利哨声，哄抢所剩不多的水，把水当命来抢，谁都想活命。那位与杨远无亲无故的老艺术家摔在地上，一头苍苍的发。那么多双脚无视老者，哪怕不想无视，前后左右也逼着你无视，推你顺势而为，逼你踩过去，做被动的恶。他们说杨远真蠢，费劲把自己赔上。这样一个差口气的老东西也值得他去救，把命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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