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刘煦在安东有多么开放的政策，多么有效的措施，都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下。
其一，自是朝廷的认可与支持，没有这个前提，那任刘煦有再多的想法，浑身的力气，也无法放心施展。
别的暂且不提，就说一点，安东地区最强大、最基础、最有力的保障，那一万八千戍卒，可是牢牢地掌控在朝廷手中，养军之费，也是从中枢财政所出，军需后勤也是由兵部进行调度。
其二，就是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与局面，如果安东地区始终处于一个动荡的状态之中，那再好的政策，也会成为空中楼阁。
而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年中，安东地区根本谈不上安宁，动乱之源，还在于那些分布在山野茂林间的当地土著以及残余势力。从武装移民，到武装商队，没有一定的武力基础，根本无法在安东从事正常的农商活动，这一点也可侧面证明当地的局势如何。
当然，这并不怎么出人意料，甚至在都督府的预期之内，针对于此，刘煦同高怀德商讨，也拟定了一条基本、长期的治安政策。
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保障都督府下辖主要城镇的安全，武装移民的平稳安定，商道的安全畅通，显然，这与刘煦的安东开发计划是相辅相成的。
而安东戍军，也花费了近两年时间，方才勉强做到一点，把主要交通线周边的土著蛮夷肃清。
当然，这也是土著在汉军的强势进剿下，不得不选择退却，躲避到山林中，转变为彻底的袭击骚扰。
与汉军正面抗争的势力基本不存在，而敢于正面相抗的，也在当年汉军挺进安东的过程中被摧毁得差不多了。
事实上，在安东有过那么短暂的安定，汉人与土著之间达成了一种脆弱的默契，那就是汉人占城镇平原，土著据山林沼泽。
但这种脆弱的平衡，随着汉人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张，迅速被打破了。汉夷之间，最根本的矛盾，还在于生存空间上的冲突，随着汉军、汉民、汉商的大量涌入，对于当地原始状态的冲击是显著的，也从根本上侵占着他们生存的土壤。
安东地区这大大小小的部族土著，不是没有被外来者征服过，而千百年来，本就处于一种崛起与衰落、吞并与被吞并、征服与被征服的状态中。
最近的一次，还是契丹辽国，但是，在契丹人的统治下，他们还是拥有极大的自主权，那白山黑水、山野密林仍旧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族地。
但是这些汉人，明显不一样，张着饕餮巨口，挥舞着钢刀獠牙，却是要彻底消灭他们，不只侵占他们的土地，毁坏他们的家园，还要奴役他们的部民。
毫无疑问，安东地区的捕奴行为，是滋生仇恨、激化矛盾冲突的做法，但是一个民族的扩张，显然不可能伴随着和平和谐，必须辅以铁血手段，给其他民族带去的，也往往是灾难与破坏，哪怕是“温良恭俭让”的汉民，到了安东，也同样变得贪婪与残暴，这是生存与毁灭的较量。
或是为了报复，或是为了抗争，当地的蛮夷部民的侵扰也就没断过。汉军不敢去招惹，那就只有对付汉民、汉商了。
而事实上，即便没有其他原因，蛮夷对汉民的侵扰，还是会照常进行，毕竟，这些汉人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了，粮食、布匹、盐铁、茶酒，这些都是那些挣扎在山野间的蛮夷永远稀缺的生存资源，为了生存，烧杀抢掠什么的，也属平常。
到了开宝十六年的时候，迫于越来越频繁的蛮夷土著袭扰，以及越来越多的汉商汉民遭受损失，安东都督府再度组织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清剿行动。
这一次的进剿，不只规模更大，手段更残酷，也更加深入了，按照都督府的计划，是要深入山林去讨伐，坚决彻底地消灭那些烦不胜烦的蛮夷土著，以恢复安东的正常秩序，保障官民生命财产安全。
当然，作为进剿的主力，汉军将士的性命安危还是金贵的，都督府（主要是高怀德）也舍不得让大汉的儿郎们深入形势复杂危险的山野密林，在蛮夷的主场同他们作战。
因此，仆从炮灰的部卒再度派上了用场。事情的规律总是这样的，对大汉的统治，有反抗的，就必定有顺从的，不管是辽东，还是安东，其辖下都有大量依附朝廷生存的部族，比如以完颜、达卢古等为代表女真诸部。
而征发作战，也是这些部族依靠大汉生存的方式，对于开宝十六年的大扫荡、大清剿，安东都督府直接许诺，所有的战利品，都归出击部族所有，并且在后方的城镇设立一些临时榷场，专门供他们与汉商交易消化战力品。
同时，参与扫荡作战的炮灰部卒，还能得到都督府的作战赏钱以及武器、军需的供应，对很多部民来说，为汉军作战，至少可以顿顿吃饱饭了，还能有新衣新鞋新武器使用。而出人的部族，同样能得到都督府给予的好处，尤其是各类物资的交易特许。
以利诱之，以夷制夷，这样的策略，刘煦在安东玩得很熟练，毫无疑问，这也是受留皇帝的影响。
因此，在开宝十六年的安东大剿贼中，战事的发展是这样的，仆从的部卒们负责探路、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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