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当时，大汉帝国自上而下，陷入新一轮的忙碌之中。各地百姓们，开始顶着烈日酷暑，进行夏收与夏种，同时筹集粮钱，上交皇粮，缴纳税赋。
由于北伐大战的缘故，大汉农事遭受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中原以及北方，更是影响深重，越靠北的州县，抛耕的土地数量就越多，有些地方，甚至不如往年一半。
因此，在新一轮的收获之中，朝廷表现出了高度重视，政事堂几度明令天下，制令各地官府，加强夏粮夏税收取的管理与监察。
不只是因为关心农事，更因为，这也代表着，朝廷将有一笔客观的新进项，用以弥补仍在持续的财政亏空。
这段时间，朝廷的诸多举措，基本都围绕着“钱”与“税”在进行，而所涉之务，也没有多少人敢怠慢。尤其是宰相赵普，在这近半年中，攻击性极强，在他的授意下，两京之中，有十几家富商以及战争期间发国难财的商人被翻旧账，秋后清算。
虽然目的有些不纯，但在查抄收缴一大部分钱财入国库的同时，也对朝廷出台的商法新议的推行起到了巨大作用。毕竟，是为割肉取利，哪怕在刘皇帝的示谕下，吃相没有那么难看，没有表现得过于赤裸裸，但还是促进效果明显，上下震慑，谁敢冒头，便针对谁。
大汉毕竟是官本位的帝国，权钱勾结，但在权力面前，商人还是没有太多的反抗能力，而所谓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在强权面前，就更经不起考验了。
也就是赵普的用心不在于打击商贾，又有圣谕在前，赵普也懂得适可而止，否则商贾们人人自危，大汉的商业发展纵然不倒退也得停滞不前。
当然，此番打击，也是具备针对性，违法犯纪是必然，最重要的，是看后台硬不硬，背景深不深，比如那些背靠公卿贵族的巨富豪商，就有区别对待，只要在有所收敛，再支持一下朝廷的政策，便能立得稳，继续保有富贵。
与商场上的风波相比，官场之上，就更不平静。吏部发起了一场“反腐肃贪”的运动，这背后主导的，当然还是赵普了。
只不过，肃贪终究还是表象，打着反腐清政的名义，针对的却是那些在朝廷推行财政新策中起阻碍作用的官员。
执行不力的，贬斥；反对阻碍的，罢免；而在其中上下其手，败坏新政的，则以最严厉的态度进行侦办问罪，对于赵普而言，这样的官员，反而最可恶。
于是，在开宝九年上半年，朝廷内外的官员职吏都感受到了压力，赵普也成了刘皇帝手中的一把鞭子，一把由荆棘制成的权鞭，用以鞭策官吏臣工。
当赵匡义还在经营洛阳，养望聚势时，赵普已然真正宰执朝堂、鞭策天下了。经过这几年的时间，又有北伐期间坐镇调度的考验，赵普这个宰相，已然在朝堂站稳了脚跟，并且通过新政，影响已开始向地方蔓延。
而经过这数月下来，地方道州官僚们，也多对这个宰相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宰相不好惹。
过去，刘皇帝厉行中原集权，对地方大加监察督促，过去许多地方官员，敬畏的是皇权，恐惧的是中枢。但如今，很多人畏惧的，却是赵相了。三四月间，大汉各地，已有四名知府，十几余名知县被罢官、免职抑或问罪，道司高官，同样不乏受申斥谪迁的。
赵普搞得风生水起、热火朝天，伴随着的，自然也免不了非议与攻讦。就这段时间，刘皇帝收到关于赵普的弹劾、攻讦，就不下二十道。
对于这些弹劾，刘皇帝自然留中不发，甚至让喦脱专门找了小箱子，用以存放，锁起来。消息难免走漏入赵普的耳中，赵普也做出一副惶恐的姿态，前往垂拱殿请罪，刘皇帝自然也清楚其心思。赵普何人，岂能因为这等事而紧张，他要的，只是皇帝一个态度，一个安慰罢了，刘皇帝也大方地满足他，表示详细他，让他再接再砺，大胆为政。
不过，这仍旧没有止住攻讦与非议，直谏少了，但密奏一点不见少。而对于这些上奏的人，刘皇帝就默默留心着了，那些清流谏官也就罢了，不论他们是求名还是求实，影响都不大。
关键在于，其中不乏大臣与勋贵，对这些人，刘皇帝就不得不细思其用心了。有的人或许是真出于对赵普权势的忌惮与忧虑，但有的人呢，自然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要攻击赵普，攻击当朝宰相，还是大汉权力最盛的一位实权宰相。
政治上，虽然风波不断，但围绕着财政新政，运转正常，总体环境是稳定的。经济上，也在不断复苏，不管是商法、盐事以及货币的改革，都开始进入试行阶段，审视调整，阵痛或许有，但刺激效果明显。
军事上，也彻底稳定下来，枢密院针对禁军及边军上的调整已然结束，对外兵事，除了契丹事宜之外，都敛锋藏剑。
同西域黑汗国的和议，随着黑汗使者的来京，也彻底有一个结果。双方达成共识，以当下两国实际占领土地为准，达成事实与名义上双重的和平，裁减驻守兵马，放还俘虏，各守其城，各治其地。
领土乃是根本问题，而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和议既定，于黑汗国而言，代表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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