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庭长是个典型的“老转”，也就是部队转业军人。
大裁军之前，中国的400万军队中官兵比例只有1:245，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1985年开始精兵政策，恰逢政法机关逐步恢复重建，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军转干部被安置到地方公检法系统。有一段时间，这些“老转”几乎占政法队伍干部数量的一半以上，大部分机关领导和中层干部也都是由他们担任。
后来有学者提出，不应该让转业军官进法院、检查院、公安局，因为他们本身没有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不具备司法人员素质，更有甚者，将中国司法改革屡遭挫折的原因归咎到这些复转军人身上——在他们眼中，“老转”们除了喊口令、站队列，其余的什么都不会，竟然还占据公务员的位置，行政效率怎么可能提高？司法公正怎么可能实现？所谓的“精英化”就是要求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等到法院、检察院里的工作人员都具备相关学历之后，中国的法治建设才有可能走上正轨。
再后来，国家提出“军地两用人才”培养的计划，地方机关也有了更多高校毕业生充实队伍，“老转”干部才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以x省高院为例，60以上都是法学硕士学位，高层领导则人手一本博士学位，中国法治进程似乎终于可以开始推动了。
结果？结果从最高院的副院长开始，到最基层法院新录用的高校毕业生，司法腐败层出不穷——这些“专业人”做出的“专业事”倒确确实实地提高了案件的侦破难度。
按说江雪是个科班出身的法律人，念书的时候也很同意学者们的观点，认为照顾转业军人不能以牺牲法治建设为代价，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法律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交给外行人终归是会出问题的。
不过观点都是与时俱进的，等她参加工作，想法变得宽容很多，不复象牙塔中那般非黑即白——毕竟生活本身就不是非黑即白的。
那些批评者只看到法院接受“老转”后面对的问题，却不去想想当时的公检法百废待兴，各家高校的法学专业复课不久，哪来的那么多专业人？如果不是转业军人以其严明的纪律、过硬的作风、扎实的工作为依法治国打下基础，自以为“曲高和寡”的法学家们又是凭什么获得今时今日的立场？
别的“老转”怎么样不知道，但朱庭长——见到他的第一面江雪就直觉这是个好人，好得不像个法官。长期与当事人打交道，身边的法官个个面相都难免有几分严肃，从没见过像朱庭长一样慈眉善目的老人。若不是身上的制服国徽，她还以为这是个熟练地踩着田埂走过来的是哪家农户。
法庭在那一片油菜花地的后面，正对着山坡上零零散散地几十户人家，这里就是上走马岭村。听朱庭长说，翻过山头，还有个下走马岭村，这两个村子的百十口人就是走马岭法庭的辖区了。
横穿过菜地，双脚已经沾满了泥土与油菜花的香气，这种回归田园的感觉对她来说十分久违。
除了村口的小食店和小卖铺，整个上走马岭村都没什么商业氛围，村里人习惯自给自足，有什么需要就搭顺风车去附近的县城赶集。也只有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才能够保持这种最原始的的社会氛围吧，江雪想。
在小食店吃了碗面条当做中饭后，朱庭长领着她在村子里绕了一圈，去每家每户认了个门，就算是熟悉环境。
“以前我们这里是马帮往来的必经之地，山南的路好走，骑着马就能过去，所以这边叫做‘上走马岭村’，北面坡陡路急，就只能‘下马’了。”嘿嘿笑两声，朱庭长就着办公桌上的大搪瓷杯子喝了口水，开始向她介绍本地的风土，“国道修好之后车都从村外走，慢慢就冷清下来了。”
江雪一边点头表示自己在听，一边用双手抬着将卡在桌框里的抽屉拔出来，听得一阵刺耳地挂擦声，连忙说了几句对不起。
“这有啥对不起的？”朱庭长的眉毛和太上老君一样尾脚下垂，此刻因为奇怪而微微上挑，“我们这里条件差，办公桌十几年都没换了，你别见怪才是。”
磨掉额头上的汗珠，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挺好的，都挺结实的，没必要换。”除了许大姐那种停不住嘴的，高院办公室里常年没什么人讲话，偶尔弄出点响动总是下意识地就要道歉。
朱庭长没有介意，喝了口水继续道：“庭里的黄法官比我小两岁，另外还有个书记员小汪，今天去下马岭村巡回审理了，等他们晚上回来一起去我家吃个饭，算是给你接风。”
将手上的个人物品撂进抽屉，江雪连忙摆手道：“您太客气了，没必要的。”
“就这么说定了。”站起身拍拍裤子，朱庭长不容辩驳地说。“走，去看看你的房间。”
走马岭法庭的办公室是三间并排的瓦房，虽然破旧，但还十分整洁。靠东边的两间作办公室，最西头原来是储藏间，现在分给江雪当宿舍。屋子里一半的地面都摊堆着成捆的制式文书，另一半则是明显临时搭盖的床铺，床脚的支撑物居然还是四迭厚厚的笔录纸，江雪顿时感觉自己住进了名副其实的“故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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